展览名称:广州当代艺术档案系列——昌岗路第2回展
展览城市: 广东-广州
展览时间: 2007年4月27日至2007年5月27日
展览地点: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
展览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黄边北路时代玫瑰园
策展人:孙晓枫
参展艺术家:陈海宁,陈朝生,龙虎,许以冠
南方的凝重·广东水彩画创作现状观察
■孙晓枫
地缘的约定
以广东为代表的岭南文化一直是处于中原文化之外的“异质文化”、“边缘文化”,南岭成为岭南文化的地域“屏障”,成为文化区域的“分水岭”。岭南文化在历史的惯性里、在一种半封闭状态中(更多是地缘和社会历史的原因)形成自己一种独特的面貌,广东的本土艺术同样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品质。二十世纪初期,“岭南画派”的出现暗示了社会发展历程中岭南美术走向的某种必然性,揭示了岭南文化在接受现代化洗礼的前夜的文化选择,这种选择和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和广东本土的思想者和革命者在近现代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和张扬的革命理想遥相呼应。“岭南画派”成为具有革命意识的岭南文化的一面“标杆”,同时成为一种无形的声明——打造岭南文化的并树立一个个性明确的文化形象。
广东地处南岭以南,因自然地理的关系造成了和内陆交流上的障碍,本土众多的河道和漫长的海岸线等自然条件为航运提供了诸多的便利,通过河运和海运展开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显得方便和直接,故岭南文化因地缘文化的关系在一开始便染上了“海洋文化”的底色。观察广东地区早期的美术家的活动路线时可以发现,他们的求艺之途很少说折返内陆求助于中原文化的敦教,而是顺海流上下寻找启蒙——或是沿东北海运线路东渡日本(高剑父、谭华牧等)或是顺南太平洋环绕半球至当时的法国或是美国(如李铁夫、余本、冯钢百等)。这些美术界的先驱为岭南美术的日后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生动地描绘出岭南美术发展的某种路向,那就是一种走向开放的、兼容的、综合的、多元的现实的路线。这种走向在广东的水彩艺术中也有深刻的体现。
先行者的力量
自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火如荼,美术家们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批洋溢着高涨革命日情和建设新中国热情的作品,广东作为当时美术创作的重要力量,为全国输送许多优秀的作品。
广东的水彩画创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期,涌现出如阳太阳、王肇民、黄笃维、符罗飞、罗宗海、吴芳谷等一批专门从事水彩画创作的优秀画家,在他们的影响和大力推行之下,广州美术学院(原中南美专)更是逐步地把水彩画创作、教学、研究定位为学院教学架构中的重点部分,同时也为水彩画创作队伍输送了一批高质量的优秀人才。广东这一时期的水彩画创作体现出一种明快、清新的特点,受到了前苏联水彩画创作的影响的痕迹比较重,至改革开放之后,欧美的水彩画艺术陆续介绍到了中国,水彩画创作的艺术风貌有了相当大的改观,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局面,这一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体现出广东本土水彩艺术创作的活力和张力,同时也揭示了广东水彩发展的诸多可能性。这一时期广东水彩的风格意识并不是很强烈,主体意识不强。而开始产生总结本土水彩艺术风格特点、树立起广东水彩艺术的整体形象的诉求,应该是从大范围地开展对王肇民先生水彩艺术的研究和讨论开始产生的。
王肇民的意义
王肇民先生对于广东水彩艺术的发展和主体意识的树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广东水彩开始得到更多的注意,笔者认为,那一时期的“王肇民现象”正是广东水彩主体意识觉醒的一种强烈表现,王肇民先生正好处在时代的风头浪尖,他深厚的艺术素养、对水彩艺术的独特见解以及对贯彻到艺术创作中的探索精神,一生的艺术历程带来的荣誉无疑对后继者是一种鼓舞。王肇民先生的意义不仅仅提供了一种水彩艺术风格,提供了另外一种审美价值体系,而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鼓舞和招引,作为后者的意义更为深刻,为后来者提供一种精神追求的路向。毕竟,风格与时代之间息息相关,风格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变数的概念,它并非是一种“模式化”生产的“模具”,而是一种经验、一种借鉴、一种训练,它只属于它的时代并成为这个时代的财富被积累、被寄存到档案里面成为即将被继承的传统。
王肇民先生的巨大影响力集中体现在广州美术学院这一座岭南地区的艺术名校里,他所确立的风格和思想在教学中不断得到贯彻、继承和发展,在他的影响下,广州美术学院在新时期涌现了一批风格特点明确的、优秀的水彩画家,在国内一些重要的美术大展中频频获奖,为丰富广东水彩画界的个性形象做出了贡献。王肇民先生对于广东的水彩艺术,对于作为学科的水彩画起到的作用将与日俱增,他的意义的阐述将在后继者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继承的力量
广东的水彩画创作队伍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雄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间比较活跃的著名水彩画家有胡钜湛、钟安之、陈秀莪、周锡銧、吴正斌等,他们以精湛的技法、深刻的现实主义思想成为了一代水彩名家。因多是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的缘故,多年从事第一线的教学工作,故此也影响了一批青年画家,一批追随者。显然,从学科的角度上说,他们坚持着学院教学规范和评价标准的同时,更多注重一种基础性、相对固定的模式化操习,而对艺术本体的思考和对美术史发展的判断不具备王肇民先生的深度,所以他们并没有形成一种更有力度和冲击力的思想体系,故影响力与辐射力不如王肇民先生。而追随这一代人之后,又涌现出一批视野更为开阔、思维更为活跃的中青年水彩画家如黄中羊、李涛、叶献民、苏家芬、黄增炎、龙虎、廖剑华、杨培江、肖庆书、李燕翔、李凯煌、陈海宁、陈朝生、许以冠等,他们不断的出现在国内各大综合展览和单项展览中,获奖频仍,成为引人注目的“粤军”,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的身上或多或少带着王肇民先生影响的痕迹,整个师承和风格衍变的脉络比较明确,有些艺术家从学院教育的惯性中抽身而出,从欧美水彩画家(如魏斯等人)或是西方的某些艺术思潮(如表现主义等)的艺术中吸取其风格技法特点并加以个人化和本土化。几种并行的风格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水彩画创作团队。
广东的水彩画创作的体现出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注重造型的个人化处理;二是色彩处理多是热烈凝重;三是注重风格化技法和个人语言的锤炼;四是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广东水彩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集中体现在第二和第三点上,如果把强烈的具备这两个特点的作品和其他地方的作品摆在一起的话,可以很快地判断出来,那种充满南方气质的光感,热烈与凝重的色彩构成、粗拙质朴的用笔和材料运用一下子和其他作品拉开距离。
广东对于水彩艺术在整个区域的艺术形态的位置应该有清醒的、深刻的判断,在充分调查本地资源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整合,从理论的高度上进行总结和梳理,厘清广东水彩艺术发展的脉络,探讨继承和发展的方向以及评估它在全国的意义。以一种系统运作的方法,向全国推广“广东经验”,打造出水彩学科的“广东品牌”。这是一个必要和及时的期望
2006-10-30
“广州当代艺术档案系列展”策展理念
生活在广州的艺术家利用个人的艺术、从自身的角度来注释广州。艺术家的个人生存以及透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对广州生存或是广州生活的种种判断,构成了一座座和流行的、官方文本中的广州有着巨大距离的异质的“广州”,每个艺术家都忠诚于个人并流露出在阅读一座城市时的某种“德性”。通过每个区域的工作,通过区域中个人的工作,“复数的广州”终于得到不断的呈现。当然,在这一系列多元的、交叉的、歧义的甚至有些错乱的艺术作品中,某种在特定的城市中滋生的情绪被每个人“共享”。
广州及周边地区的总体生活成为了艺术发生的共同背景(近似于一种“契约”),成为可以被不断转化、利用、解读的文化资源和生存经验。艺术家-广州这种对应关系是处在一种微妙的、复杂的、富有张力的复式结构之中,各种交错的关系随着时代情景的不停切换和生存问题的连锁产生不断的交汇、嫁接、转化然后又分离、剥落、消逸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整合,其间,也造成了认识角度和思想方向的转向,与此同时,也获得了对作为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广州、作为文化素材和艺术素材的广州、作为历史文本和当代文本的广州在进行阐释和再创作时实现最大的可能性和差异性的能力。
作为命题的需要,我们是定位为“广州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广州”势必会带来不同的判断和讨论路径,这也正是再策划中最有吸引力和最容易产生“误读”的关键所在,也是一个引发讨论的有效的“噱头”。
广东美术馆最近集中精力,寻找从近代广州的现代艺术实践浪潮过后因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裂变而被一个时代遮蔽的“失踪者”,为了资料收集、研究以及建档并形成扎实的文献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美术馆的“能量”),这些工作的意义正在产生影响并逐步赢得理解、支持和尊敬,这对于广东美术馆的工作是很大的鼓舞。
广东美术馆每一项工作的推进都努力地做到从一个整体的全局观出发,“广州当代艺术档案系列展”的策划同样是基于对学术规范和职能职责的高度认识。目的是通过这种接近于“细节化”的持续性工作,尽量把触角探向广州艺术生活的各个角落,通过不懈的收集、整理、存档、展示等工作,希望为广州的当代艺术建立一个持续的、个案式的、综合的档案库——作为一个新阶段必须去完成的任务。这也正是体现出广东美术馆对现实的尊重、对“真相”的尊重、对每一种艺术工作的尊重以及保持对种种“遮蔽”(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商业的或是个人的)的警惕性。
“广州当代艺术档案系列展”的策划还有一个期望——广州作为华南地区最有辐射力的城市,它是艺术事件的演绎舞台、艺术新闻的生产基地和当代艺术实践的“超级工作室”,这种艺术大生产中散逸的“边角料”或许会在某个时刻成为最有力的“佐证”,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历史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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